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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渝主笔
面对可能的冤案
2017年01月18日阅读729
撰文孙渝(律师)
冤案是人类最痛彻心扉的苦难,若非亲历,不能体会其中的绝望。好的司法体制,固然是减少冤案之根本,但如果缺失了司法人员的能动性,一样无济于事

 

 

聂树斌案给世人留下的洗冤样本,是一张不易仿效的线路图。一方面,白发人为黑发人伸冤,不遗余力,不计成本,十余年如一日,留下了一行坚韧的足印;另一方面,聂的悲情故事感天动地,牵动大众心绪,人们自发为之张目,为之鼓呼,记者、律师、学者以及网民,竟然汇成了洪荒之力。当然,仅有这些还不够,如果不是王书金的出现,致案情悬念迭出,这一众追寻正义的足印,恐怕也只能湮没古道黄尘中,徒留下千古叹息。


往深处看,其实这才是关键,依法治国的大气候,让大法官们不敢怠慢。面对举国关注的影响性诉讼,回避已非上策,最高法院适时出手,借一纸判决扬威,亦挡天下之咎,可谓一石二鸟,很划算。


某种意义上,这不过是取巧,而非司法理念的转变。面对可能的冤案,我们所期待的良知与责任,还在慢悠悠地打着哈欠,远未复苏,而权力运作的技巧,却因了日积月累的磨炼,变得炉火纯青,得以在千载难逢之际,扮演了一次正义女神。


因此,聂的翻案,实赖于天时地利人和。设想在聂树斌之后,步其后尘的张树斌和李树斌们,未必还有如此好运。


我承认这样的判断令人沮丧。


聂案的积极意义,自不待言,然以个案之正义,便大谈秦镜高悬,正气浩然,好比看到点绿色,便开始叫春,未免显得躁动。有道是,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当下的司法积弊,自居正统数十年,牵扯着无数人的功名,以及一向自信的理论体系,更皆有罪推定的思维习惯,和固守一脉的体制壁垒,这样的坚冰要融化起来,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,绝非易事。也在这个层面上,聂的翻案,尚不具有标本意义。


从逻辑上讲,冤案之为冤案,乃在于已经成功翻案。而在此之前,无论有多少泪水和愤懑,又无论有多少指责和咏叹,未经证实,我们不能妄指冤案。——这当然无可厚非,但问题的关键在于,面对可能的冤案,已决抑或未决,法律人应当抱以什么态度?


一直以来,这个问题被极大地忽略了。体制不良,又或万恶,固然是冤案产生的主因,倘以此为借口,排斥真相,怠于洗冤,甚或制造、放纵新的冤案,这便不是体制的过错,而是“阉然媚世”的德行在作祟,直白讲,就是乡愿。可惜的是,人们习惯针砭体制之弊,却少于鞭挞乡愿——这固然很深刻,其结果,有人每以体制之弊为口实,要么肆无忌惮,要么心安理得。


在聂案中,当王书金自认作恶,任何正常人的正常思维,都应当对尘封的旧案投去怀疑的一瞥,然而,偏有人反其道而行之,百般阻扰,必欲封口而后快,这与体制的所谓缺陷,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,易言之,不是体制之恶,而是人心太坏。


对于可能的冤案,我们首先应该尊重认知上的差异。毕竟,实体法上的罪与非罪,未必都是泾渭分明;程序法上的证明标准,仅“确实、充分”四字,理解起来难免有天壤之别。这并非怪事,不过是法条在不同的人眼里,因了角色、观念、文化、技能的差异而呈现的歧见,尚属正常范畴。若是众口一词,反觉可疑。据说,犹太人就特别排斥“趋同”的认知,他们的法律规定:如果法官对判决一个人的死刑持一致的观点,则该判决无效。理由是,这样的“趋同”,容易将问题简单化,造成冤案。


于是,认知上的差异让控辩制度成为必要。只要是依事实,重证据,循法理,讲程序,便是唇枪舌剑,斗得死去活来,都属于规则范围内的抬杠,无关好歹。也在这样的博弈中,冤案不易发生,如果发生了,那是认知有错,不算出格。


接下来我想讲讲出格的问题。所谓出格,是一种枉法行为。大体而言,控、辩、审三方都有出格的可能,所不同的是,辩方出格易致错案,而控方和法官的出格,却是冤案的祸根。


在检察官一脉,历来面临这样的尴尬:一方面,要通过指控犯罪来伸张正义;另一方面,又要避免冤案以保障人权,这种双重职责,又或客观义务,用通俗的话来说,就是有两个小人在内心打架。但是很遗憾,以我们惯常所见,其中一个小人开了小差,而另一个小人却被打了鸡血,于是,每见检察官出庭,如同披挂上战场,必欲致胜而后快,先是逞口舌,进而玩技巧,转而斗意气,再而争面子,最后干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,凡是对手主张的,便要反对;凡是对手反对的,便要主张。不久前,我见识了这样一位雄才善辩的检察官,面对被告人曾经被强制坐在铁椅上连续接受24小时审讯的事实,以及律师提出的“排非”请求,他深知此点关涉罪与非罪的界定,却面不改色心不跳,声称坐在铁椅上打盹和闭眼也是“休息”。——这让我想起打红了眼的泰森,以及他从对手耳朵上咬下的那一块小鲜肉。


我想说的是,这样的“雄辩”容易造成冤案。或许是那些“绩效测评”之类的压力让检察官信口雌黄,即使如此,他们不也有“将枪口抬高一寸”的自主权么?奈何为了一己之私,竟可以置他人的自由于不顾,更不惜将职业伦理弃之如履?千万别说什么“该死的体制”,比这更令人沮丧的,是人心良知的半死不活。


“被错判的感觉就像被活埋,我撕心裂肺地呼救,却没人听得见”,一个蒙冤者曾经这样说。某种程度上,这句话能够反映当下的司法生态,首先是检察官对类似的呼救缺乏必要的警惕,甚至怀有本能的排斥,并逐渐变得习以为常。体制固然可鄙,但人心呢?那些对此熟视无睹的面孔,一向被视为老成持重,难道不更加令人绝望么?


与检察官不同,法官是正义之门的最后守护者。无论是检察官指鹿为马,还是律师张冠李戴,只要法官明察秋毫,正义便不会步入歧途。


然而,在法官一系,某些表现同样令人遗憾。面对可能的冤案,他们缺乏洞穿真相的欲望、锱铢必较的精神和招惹体制的勇气,更直白地讲,精神被体制所绑架,思维被惯性所禁锢,行为被功名所掣肘,血性被冷漠所取代,以至于,那种为了正义,不惧山崩地裂的秉性,已然稀罕。


事实上,在体制的围困中,法官仍然有很大的周旋余地。再恶劣的体制,都没有明火执仗地让法官封口,恰恰相反,是法官牵挂太多,自愿向体制投怀送抱,或是半推半就地屈从于体制,也在这个意义上,法官对于冤案的发生,实在是难辞其咎。


总之,冤案是人类最痛彻心扉的苦难,若非亲历,不能体会其中的绝望。好的司法体制,固然是减少冤案之根本,但如果缺失了司法人员的能动性,一样无济于事。在这方面,代表国家参与刑事争端的检察官,和同样代表国家居中裁判的法官,尤待反省。

 

图片:聂树斌被改判无罪,聂父痛哭感谢国家(图片来源:网易新闻)

孙渝

事务所主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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